新事物的诞生常伴随着质疑之声，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毛泽东曾言：“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屡遭非议”，自成立至今，“不知遭受了多少诋毁”。他所提及的“挨骂”，大多源于敌对势力的诽谤，而少数则源自人民群众的批评。
准确辨识、审视并妥善处理“受责”的问题，在遭遇责难时修正过失、捍卫真理，优化政策、提升工作效能，这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与建设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在此领域，毛泽东同志当年的见解与举措，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工作实践，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先进和革命的东西常遭非议。
毛泽东曾言：“自古至今，未见有先进之物问世之初便广受欢迎，往往皆经历非议之阶段”，即便是“万载之后，先进的理念仍难免遭人诟病”。既然所谓的“先进之物”并非甫一问世便得众望所归，那么其遭受非议亦属意料之中。在毛泽东的视角里，多数情况下，少数人的声音反而往往蕴含着真理，尤其是在先进事物初露端倪之际，真理往往为少数人所掌握。
毛泽东曾言：“在历史长河中，自然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理论曾在漫长岁月里未获广泛认可，甚至被视为谬误，彼时他们不过是少数派。我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起初党员寥寥，亦是少数。然而，这为数不多的党员，正是真理的化身，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希望所在。”
正因为真理往往局限于少数人之手，而大多数人对此缺乏认识，因此，那些代表真理的少数人遭受指责便在所难免，这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屡见不鲜。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进行了深入阐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强调矛盾与斗争的哲学观点，矛盾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存在必然引发斗争，从而导致“摩擦”。即便是中苏这样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不能以为共产党之间就不会产生争议。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没有摩擦的情况。
基于这一观念，毛泽东对待针对共产党的各类指责，尤其是敌对势力的攻击与诽谤，常常将其视为一种常态。他坚守真理，无论遭遇何种风浪，都能保持坚定不移的立场。
比如，1975年 6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要希特勒，蒋介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土匪”，这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不被人骂不好”。
毛泽东坚信，只要坚守真理，只要与民众的利益相契合，那么即便遭受指责，也愈发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伟大与正确。在致臧克家、徐迟的信中，谈及《到韶山》与《登庐山》两首诗作时，他言道：“自去年起，全球的反动势力对我们咒骂不已，甚至恶语相向。在我看来，这恰是好事。因为六亿五千万伟大的人民正在投身于伟大的事业，若非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如此肆无忌惮地辱骂，这便难以理解。他们越是激烈地咒骂，我越是感到欣慰。”
毛泽东认为，坚守真理有时会招致非议，而那些行事中庸、圆滑或者无所作为的人则不易招致敌意和责难。只要所坚持的是正义、正确，且旨在服务人民利益的事业，短暂的批评又何足挂齿？
美国文坛巨匠史沫特莱曾言，尽管毛泽东先生屡遭各色指责与辱骂，然而在这等时刻，他的人格魅力更显卓尔不群，“宛如顽强的骡子，他那钢铁般的自尊与坚韧，贯穿于其性格的每一个角落”。究其根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对真理的坚定不移的追求，正是毛泽东先生坚毅与自信的坚实根基。
二、无论面对敌对势力的指责，只要所行之事正义无误，我们仍需坚定地继续前行。
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便提出：“识别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任务。”明确敌友关系对于革命至关重要，因此，当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指责时，这通常意味着我们所行之事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坚信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就必须具备持之以恒去实践它的勇气。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一些指责和污蔑，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始终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如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曾指责中共组织的农民运动“过火”，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
面对这种诽谤，毛泽东在1927年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特设一节，专门探讨所谓的“过分”现象。他明确指出：“革命并非宴请宾客、撰写文章或刺绣花朵，它不应当如此优雅、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更不是温良恭俭让的表现。革命实质上是暴动，是某一阶级对另一阶级的激烈颠覆。农村革命，即是农民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推翻。若非付出极大的努力，农民阶级难以撼动根深蒂固、延续数千年的地主权力。在农村，必须掀起一场革命的热潮，方能激发成千上万的民众，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因此，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所谓“过分”行为，“实则源于农民在乡村中，由这场革命热潮所激发出的力量所致”。
继而，在1941年所著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他对十四年前大革命期间的状况亦言：“经我实地考察，所见情形并不全然如人所言‘过火’，实则乃是必然且不可或缺。毕竟，农民所承受的苦难已延续数千年。在我看来，那些受尽千年压迫的农民一旦翻身，些许‘过火’行为在所难免，就如同在小姐的床上多躺片刻也无妨。”事实亦证明，若不采取那些敌人所诟病的所谓“过火”举动，必将扼杀农民的革命斗志，进而阻碍革命的进展与壮大。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国民党曾借助共产党之力，发动了一场旨在抵制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运动，以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务必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但“我们反对的主观主义等，与他们所指责的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强调，延安的每一位干部都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在从事的是一项极具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这是一项具有全国性重要意义的工作，是建设我们党的重要举措，旨在使党的工作更加完善和健全。如今，党中央已下定决心，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致力于改进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推广正面风气，压缩并消除不良风气”。
因此，整风行动绝不能因外界的不和之音而中止，反之，“我们必须让高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坚定决心；同时，也要确保每一位同志都具备这种认识，并拥有同样的决心，从而实现思想上的一致，行动上的统一”。
“帝国主义者对我们抱有敌意，指责我们‘侵略’，先是‘侵略’了蒋介石，后又与朝鲜和美国交战，‘侵略者’的标签由此而来。他们诋毁我们，却赞扬蒋介石和李承晚。帝国主义者越是诋毁我们，我们越感到欣慰，我们愿意承受一生的指责，如果他们称赞我们，那岂不是与蒋介石、李承晚等同了吗？他们既侮辱我们，也侮辱你们。你们已经承受了五年半的指责，要有所准备，迎接帝国主义的指责，同时准备好人民的支持。尽管他们指责你们，但全世界人民都站在你们这边。”
毛泽东在谈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政策时，同样坚持了这样的逻辑。20世纪 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把“和平演变”作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长期战略方针，并肆意诋毁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明确指出，杜勒斯以及美国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世界上“最坏”的共产党，但“这句话好得很，我们要接受”。
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坏的共产党，就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革命的党”，而且我们要请杜勒斯当“教员”，“杜勒斯什么东西都不怕，就是怕我们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怕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进一步强调，《浙江日报》所载的古巴舆论对美帝国主义的指责，称其诋毁中古经济协定，“美帝国主义越是诋毁这一经济协定，越是彰显其价值”。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我们致力于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只要我们坚守这一正义事业，坚守我们的立场，那么，对于“敌人所诟病的，我们便当坚定地践行；若敌人予以喝彩，我们则需反思，是否有所偏差。敌人诬称我们为最恶劣者，实则正证明我们最为优秀，最为革命”。
在这种视角下，杜勒斯堪称我们的“导师”，蒋介石同样担当着我们的“导师”角色。蒋介石曾对我们进行斥责，“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理念价值非凡；倘若蒋介石不对我们发难，我们反而需要保持警惕”。在我国近代革命历程中，蒋介石被誉为“我们的老友”，我们与他之间的这场斗争已经持续了许久。纵然我们与蒋介石展开了激烈的冲突，然而，他何尝不是我们的一面“导师”。若非蒋介石，中国人民又怎能凝聚力量、奋发图强，又怎能实现武装斗争？
中国革命的历史昭示，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是无法全面引导中国人民的。因此，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导师外，还邀请了另一位导师——蒋介石。这位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至今仍在承担着他的历史使命。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仍旧担当着导师的角色，他的贡献是极其宝贵的。同样，杜勒斯也成为了我们的“导师”，“有杜勒斯在，世界上的事情似乎都变得容易解决。因此，我们常常觉得杜勒斯与我们如同同志，我们对他心怀感激”。
敌对势力不时对共产党发起指责，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动摇信念。只要我们坚守正义的阵地，为亿万同胞谋求幸福，就必须怀揣坚持到底的勇气。以美国为例，尽管它日复一日地对我们进行指责，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提及联合国，美国曾反对我们加入，意图阻挠。然而，我们必须保持前行的勇气。正因这份坚持，新中国最终重新赢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由敌对势力所挑起的风波，往往都会失去人心。以美国在台湾海峡所制造的紧张局势为例，这未必就能对美国产生正面影响。正如他所说，“紧张的局势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人们纷纷指责美国人”。这种紧张态势对西方国家可能不利，但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各大洲的和平拥护者而言，却是一种福音。尽管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然而实际上，这种局势不仅对我们有利，“对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无论阶级、阶层、政府，都大有裨益”。美国的舰队在此地摆弄，只会随着冲突的升级，让全世界都看清其无理取闹的本质。因此，“帝国主义自掘的紧张局势，最终却反过来对我们这个数亿人口的国家产生了有利影响”。
面对敌对势力的诽谤和攻击，我党并未陷入孤立。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坚定地表示：“我党早已习惯了被指责。无论是过去的指责，还是如今国外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民族主义者，以及各国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乃至国内的蒋介石和地富反坏右，都曾对我们进行指责。然而，这一切指责早已成为常态，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我们真的孤立了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在场有七千多人，如此庞大的阵容，怎能说是孤立的？我国拥有六亿几千万人民，人民团结一心，怎能说我们孤立？世界各国的人民群众也正在或将要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怎能孤立？”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致力于为民众谋福祉，我们才不会孤立。
三、“须时刻做好承受指责的准备”，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们亦应努力争取减少或避免遭受责难。
1959年4月19日，在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交谈时，毛泽东谈道：“我国有句俗语，‘虱子多了不觉得痒。’蒋介石及其帝国主义反动派对我们的辱骂已经连篇累牍，因此我们也就不再感到不适。”他进一步强调，面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反击。在毛泽东眼中，共产党人虽需时刻准备承受指责，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避免受到任何形式的指责。
1958年，毛泽东在其拟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曾言：“各级党委，尤其是坚定拥护中央正确路线的负责人，必须时刻准备承受责难。对于责难中言之有理者，我们应虚心接受并改正；对于不公之辞，尤其对于那些歪风邪气，我们必须坚定立场，不畏挑战，加以深入审查与批判。在此情形下，绝不可随波逐流，而应具备抵制潮流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遭受指责是常态，对待指责应持有正确的态度。我们不可因指责而放弃正确之道，而应从指责中汲取教训，修正错误，坚守真理。
在中共七大召开之际，毛泽东强调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即必须明确“准备吃亏”与“挨骂”的必要性。
首先是挨外国人的骂。他指出：“现在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们示过威，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我们吃小米，你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这叫做没有办法，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
其次，共产党人也要随时准备着挨“国内大骂”，而且“是大骂，不是小骂，他们将动员一切人来大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数得出的骂人的话，我们都要准备着挨”。
纵然中国共产党需时刻准备承受指责，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事实上，通过不懈努力与取得的成就，我们能够有力地证明自身的价值，让谣言不攻自破，进而实现减少甚至避免遭受责难。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的首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指出：“昔日，我国被称作‘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文化均显滞后，卫生状况堪忧，体育竞技亦不尽如人意，无论是球类还是游泳，均难以与国外相媲美。女子缠足，男子留辫，太监制度亦曾盛行，我国月亮亦不及外国月亮那般皎洁，总之，弊病颇多。然而，自六年前改革以来，我国面貌已焕然一新。这些成就，无人能够否认。”
他鲜明地强调，关键在于“引领革命航向的核心力量，正是我们伟大的党”，此党“伟大、光荣、正确”。只要我们国内“紧密团结群众，汇聚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在国际舞台上“联合全球所有可联合的力量”，以及“联合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与人民，借助一切有益的力量”，我们便能够达成“构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从而为世界各民族和全人类贡献更多，并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
无疑，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因工作不当而遭受群众的指责。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他看来，减少群众指责的关键在于强化干部队伍的建设，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切实履行好服务人民的各项职责。同时，在实际工作中，还需不断总结经验，避免犯下错误。
毛泽东曾言，我党拥有百万经验丰富的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本土成长的优秀干部。他们不仅与群众紧密相连，更经受了长期斗争的洗礼，堪称我国宝贵的财富。正因我们有这样一批在不同革命时期经受过考验的干部，方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然而，若他们背离群众，忽略群众的问题，群众便会对我们口出怨言。因此，为了减少或避免受到责难，我们必须坚决抵制某些干部的错误言论和行为。
1956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说“难免”》一文，该文指出干部在工作中难免会犯错误。针对这一观点，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言论，误用“难免”一词来为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开脱。他强调，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确实难以避免犯下一些错误，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然而，我们必须努力减少犯错，力求使错误“尽可能少、尽可能小”。唯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减少受到指责，最终避免遭受责难。
骂共产党的言论虽然贯穿于中共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归根结底，从长远看，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做符合历史潮流和民众利益的实事，就可少被骂或不被骂。
四、几点启示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国际地位和声誉也得到大幅提升，但一些污蔑党的言论仍然存在。习近平曾形象地说，“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在当今这个时代，面对“挨骂”现象，如何有效应对与妥善处理，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以及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毛泽东同志对于责难共产党的言论所展现出的认识与处理策略，至今仍具有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首先，国家之崛起势所难免将遭受指责与非议，唯有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坚定信念。毛泽东曾多次强调，那些进步的革命理念往往遭受指责，这种现象在所难免。坚守真理，我们便应充满自信，勇敢面对和回应种种非议与责难。
马克思曾言：“若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那无论重任何在，都无法将我们压垮。”纵使“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闻，无声地传承”，但它的影响将永存，直至我们化为尘埃，那些高尚的人们亦会在我们遗骸前流下热泪。
面对纷繁复杂的噪音与杂音，我们必须坚守定力，心无旁骛地投身于国家建设，全心全意地推动事业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大步流星地前行。
其次，只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坚定拥护，便无需畏惧任何指责和批评。“真正的坚不可摧之壁，在于民众，在于无数坚定支持革命的人民群众。这便是真正的坚不可摧之壁，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绝不会被摧毁。”
中国的土地，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家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先锋，亦代表着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只要我们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便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从而确保我们的道路不孤单。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我们既不轻信帝国主义的花言巧语，亦不畏帝国主义的威胁恫吓，自然也无需担忧流言蜚语和诽谤中伤。
第三，面对非议与指责，我们应秉持辩证和理性的思维去应对，坚守自主发展的信念，不断强化自身的实力。正如毛泽东所精辟论述，若我们所行之事招致敌对势力的指责，那正说明我们选择了独立自主的正义之路；反之，若敌对势力对我们所做之事表示青睐，则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自省与反思。
因此，面对国际社会中的种种负面言论，我们一方面必须坚定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信心，不容许这些干扰动摇我们的决心；另一方面，我们亦需保持理性，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并非孤立无援，全世界所有反抗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盟友。然而，我们更强调自力更生，坚信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内外反动势力。”
致力于自我提升，我们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着力应对和化解我们面前的一系列重大挑战与风险。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和更为长远的视角，我们需深入剖析、主动应对并妥善处理我们在发展道路上遭遇的诸多国际性重大课题，力求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质疑之声。
第四，面对国际社会不时出现的指责，我们更应把握时机，主动出击，在争夺话语权的角逐中牢牢占据先机。遵循毛泽东的思想精髓，我们应当“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绝不能在精神上松懈”，我们应当从两个层面来阐述，首先是表达我们愿意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其次，若遭遇敌对势力的挑衅，我们则必须坚决反击。当前，国际社会针对我国的诸多错误论调，大多显现出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呈现出一种话语霸权的态势。
面对西方的话语霸权，我们亟需深入挖掘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话语宝藏。以百年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基石，我们将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融入话语体系，不仅在应对和驳斥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污蔑与丑化时坚定立场，更致力于把握国际话语权，传递出具有深远影响力和强大说服力的中国之声。